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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10日，由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的第十二届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在武汉大学召开，并圆满取得成功。

　　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会长、ICA会士周树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情感是人类感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情感表达存在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对情感共同体的构建进行学术研究，以能够人们生活在一个共情的世界，更好地适应不同的环境、理解彼此的差异具有显著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强月新在致辞中介绍，跨文化传播研究已经成为学院最有代表性的学术发展方向。他还结合他本人早年在新华社工作的经历，强调了情感研究在后真相时代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性。

　　来自美国弗罗里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以及中国大陆20余所高校的学者，围绕“数字沟通时代的情感共同体与跨文化传播”这一会议主题展开学术对话。与会者发表36篇演讲，分别从“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与情绪概念研究”“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共同体形成”“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冲突与应对”“数字技术对跨文化情感传播的影响研究”以及“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共情问题”等5个方面展开了丰富、深入而又极具学术前沿性的探讨与对话。

　　一、厘清跨文化传播的情感与情绪概念

　　情感研究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发展迅速。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致辞中指出，从人类普遍交往的意义上讲，文化是互动性的存在，因而要通过互动去感知，而不是通过某种先验的本质去理解。在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内，弥漫着一种共通的情感，使人们可以无障碍交流，分享由共通情感带来的力量。但只有走出自我中心的人，才能真正体会这种情感，与他人一起创造历史。在一个去全球化的时代，信任关系的缺失使得以自我为中心的排他性情绪暴涨，我们迫切需要通过学术共同体的共同反思和探索，发现重建情感共同体的方式，为数字传播时代的跨文化传播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然而情感研究中，情感（affect）、情绪（emotion）、感觉(feeling)等情感研究中最基础的概念如何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使用，需要通过讨论形成学术共识。瑞典哥德堡大学的延斯·奥尔伍德教授认为跨文化情感传播研究需要回答11个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展示出情感研究从个体性的情绪向群体性的情感研究发展的演进脉络，并提出我们需要着重理解个体的普遍情绪与集体情感之间的关系。如果确实存在情感的共同体，那么集体情感如何在共同体中被维持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他指出，由共同体维持的积极情感可以为跨文化传播和人类合作提供希望。

　　武汉大学纪莉教授重点讨论了她对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中华民族的情感共同体”这一概念的研究与辨析。她提出，“情感共同体”这一在史学研究中创造出的概念在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与使用中，必须从“共同体”研究、“情感规训”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情感转向”等方面厘清其概念来源。而在探讨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时，我们必须辨析如何恰当使用“情感共同体”这一概念。当前“情感共同体”在跨文化传播中主要是被当成一种策略性概念使用，这一学术研究路径存在不足，并没有立足中国历史与现实语境建立对情感共同体进行概念确认。从费孝通“多元一体”等研究启发下，我们需要重建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的规范性概念，对中华民族团结向上、爱好和平发展的民族情感予以学术关怀。

　　福建师范大学王金礼教授和南京大学袁光峰分别从文化间性、数字化时代“感受的共同体”两个学术维度对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的情感共同体概念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讨论。王金礼提出文化间性的关键在于承认不同文化的异质性，以开放的方式进行文化间的对话交流，从而促发新的意义生成，扩大彼此的交往渠道和空间。情感的流动需要文化间距和心理间距，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文化间性思维可以触发人类接受差异性的情感本能，以异文化主体间共通的情感机制有效消解对他者的排斥和抵触意识，创造个体或群体间的意义共享。南京大学袁光峰认为数字媒介时代生成了一种新的情感结构，影响了人们讲述“我们是谁”的形式，改变了情感流通的过程。同胞、他者等这些原本抽象的概念都变得直观可见。情感主体在具象化的数字空间浮现，并借助语言、符号系统把个体连接成集体。因此，他强调在对情感共同体的研究中要增强对以感受、情感形成的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关注，并以“感受的共同体”概念丰富了情感共同体的概念层次。

　　二、探究跨文化传播中情感共同体的形成

　　情感共同体内有不同圈层的情感群体，既对整体性的情感共同体形成带来影响，又有着自己自在与自为的姿态与价值。本次会议的发言者分别通过深入的研究对不同情感主体的情感形构进行了探讨。香港中文大学苏钥机教授的研究体现了粤语流行歌曲半个世纪的集体情绪变迁，并以此揭示出五十年来大湾区大众的社会心态变化，体现出情感与情绪在大众流行文化中对集体情绪的呼应与形塑作用。湖北大学郑忠明副教授探讨了“边缘人“这一学术共同体的情感体验。他提出，网络世界后真相、回音室、群体极化等现象张扬敌意对抗而拒斥理性对话，将社会卷入了交流困境。而无论是诉诸于启蒙主义主体独立自主的理性批判能力，还是诉诸于主体间性理性商谈，都难以让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群体从排斥蔑视走向承认包容，更难以构建基本共识。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主体心灵世界，寻找能够在心灵世界容纳对立冲突意识形态并展开对话的主体，继而从封闭心灵走向开放心灵。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唐佳梅教授及其团队王珂教授和广东金融学院何子杰从社交媒体使用的角度对广州日籍社区居民的跨文化适应及其情感认同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日籍旅居者通过在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同时构建多重空间的方式来帮助自身进行跨文化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以缓解乡愁，消解负面情绪。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嵌入了跨文化适应过程，成为了跨文化适应和维持情感共同体的子系统。

　　上海交通大学江凌副教授和黄文可研究了情感类电台用声音引发的受众情感共鸣，产生共情效应，生产情感共同体的现象。同时，他也通过研究提出情感类电台的声音共情存在文本内容质量不高、情感被商业利益操纵、情感共同体趋向圈层化、打三俗内容“擦边球”等情感伦理问题，并对这一情感共同体维持良性发展的方式提出建议。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辛静副教授和周晓丹以线上慈善演唱会为对象对跨文化共情的数字共同体家园塑造进行了案例研究。通过对封闭在家后人类建立的虚拟空间跨文化传播行动的分析，他们提出共情与传播的联系不仅在虚拟空间可以得到延伸，而且由于虚拟空间具有无限的开放性，使得社会关系延续与超越，体现出接近空间正义的特征。

　　重庆大学董薇将情感研究与女性主义媒体研究相结合，通过对《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话语分析，研究了中年女性的情感共同体话语建构。她将真人秀节目理论化为一种情感-表演性媒体，认为这类节目通过围绕情感流动展开叙述、安排图像，从而构建了特定的女性主体性鸣，从而卷入到这一情感共同体之中。武汉大学陈嘉淇和纪莉以冬奥运会期间归化运动员的报道为对象，对情感话语策略与情感共同体的建构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他们发现在报道归化运动员时，中国媒体的情感话语策略呼应了中华民族由自发到自觉的民族认同进程，将代表全球主义的归化现象勾连入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之中，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想象。

　　三、反思并应对跨文化传播中的情感冲突

　　瑞典哥德堡大学伊丽莎白·奥尔伍德教授分析了4个瑞典社会的情感态度案例，她描述了瑞典作为被移民国，其公众对作为文化偏移者的移民情感态度的转变。她提出社会环境的变化会激发公众情感上的“动荡”以及亟需变革的冲动，并提示在逆全球化的冲击下，人类面对信任危机，此时对被移民国的公众文化心理与集体情感的转变的研究需要投入更多的关注。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迈克尔·莱斯利副教授审视了中非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网民情绪化言论，提出中非之间拥有相当可观的友好基础，双方应共同努力，克服仇恨言论等负面情感社群及其对中非合作的威胁。

　　斐济南太平洋大学卡林加·赛维拉特教授指出古代丝绸之路应该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跨文化交流和贸易路线。亚洲国家应该寻找更好的发展报道模式，发挥跨文化传播的情感联结作用，促进亚洲合作，建立一个让所有人受益且没有贪婪压倒需求的全球秩序。对此，他通过提倡“为可持续发展的正念传播”提供了应对危机的东方传统智慧和新思维方式。

　　四川大学杨恬副教授及其合作者杨思琦和罗贵仁对在华外国人参与涉华误传信息纠偏的现象进行了实证研究，提出用“共意的协商”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涉华误传信息纠偏机制。郑州大学褚金勇副教授从跨文化传播视角分析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十周年之际在中文互联网上出现的舆论争议，以此深入理解中西对抗中的民族创伤记忆心理问题，并提出中华民族创伤记忆如何言说与疗愈的问题。中南民族大学翟梦迪和陈峻俊副教授对土叙地震期间微博平台上关于土耳其籍人“唐小强”的贴文进行了情感话语分析，发现私人的“疗愈式”情感话语占据此次事件主导。研究尝试提出“反讽式共情”概念，用以理解网民这一情感话语。武汉大学皮特·费诺根据其在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写作的经验，提出了母语者主义对跨文化传播的危害。他认为语言不公正的现状不仅体现在英语教学中，也体现在非母语哲学学者被英语哲学界出版物排挤的现象中。他提出作为教师在英语写作教学中，应帮助学生理解语体和语言标准在社会层面的复杂性，并意识到自身在学生的英语写作上的潜在影响。

　　这些多样化的情感冲突样本与对其解决机制的讨论，也说明了暨南大学刘涛教授所提出的在跨文化情感传播中建构“邀请”修辞的重要性。他在发言中对建立一个自由的、平等的沟通情景进行了学理性探索。他指出邀请修辞倡导一种全新的情景认识观念——情景信息论或情景媒介论。面对跨文化沟通中普遍存在的偏见与情感冲突，邀请修辞所强调的“以情景为方法”的理论路径从修辞学视角拓展了跨文化沟通的认识视角和实践模式。

　　四、审思中国对外传播中的共情问题

　　同济大学王晓平教授通过对贾樟柯的最新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文本分析，探讨了在跨文化传播中应该如何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并提醒我们关注当下所谓“微观史学”与“口述史”等叙述所隐藏的后现代史观的偏颇，也给我们反思新时代中国文化界如何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深入思考的契机。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媛副教授和刘心怡提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实践已经从“自我中心”转向具有不同解释目标、解释策略和解释意义的解释共同体的参与。研究提出，应准确理解多主体解释策略与沟通效果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并警惕焦点分离和情感极化。

　　重庆大学吴明华副教授和赵飞格提出作为“文化中间人”的华侨华人具备融通中外视角的话语优势，更易引发共情和共鸣，从而降低误解和冲突的可能性。因此，研究建议有针对性地提升华侨华人对中国发展的系统认知，促进跨文化碰撞与个体化叙事的融合。

　　东北师范大学刘绩宏和邵玉洁对中国国际援助信息的跨文化共情策略进行了研究，发现情感传染作为跨文化情感共情的关键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要通过培养亲密关系、增强情感意识和建立信任来有效推动跨文化理解。湖北大学陈天依和陈文静关注到了“一带一路”电影中的“共同体美学”建构，从“共情叙事”探讨了共情、共鸣、共振以及“共同利益观”机制下的双赢、多赢、共赢问题，探讨了“一带一路”电影的“共同体美学”的建构方式。暨南大学万木春和朱磊将“科技强国”与“品牌强国”挂钩，探讨建立中国特色科技品牌的对外传播广义品牌关系概念模型，以提供新时代中国企业科技形象对外传播的理论依据。成都大学夏迪鑫以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作为案例，挖掘了美食纪录片叙事仪式下的当代中外家庭风貌及其引领低语境跨文化交流的可能与可为。中国传媒大学王龙博和姬德强教授的研究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与西方民族话语存在文化间性，我们应以间性叙事赋能民族共同体话语的跨文化传播。

　　五、探讨数字技术对跨文化情感传播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朱顺慈教授关注青少年数字媒体使用中的“沉闷”现象。她在演讲中指出，沉闷（Boredom）是数字时代青少年的普遍情绪。通过对六十多名介乎12-18岁的香港中学生进行焦点小组访谈，她提出了数字时代的情感悖论：手机（即数字媒介）既让我们摆脱时代的困境，用以解闷，又是我们的沉闷情感的来源。我们既依赖数字媒介寻找自我，又被数字媒介深深捆绑。湖北大学刘瑀钒也从数字依赖的角度考察了社交媒体时代青年人的孤独感问题，认为从信息互通的虚拟世界到万物互联的技术空间，人类社会已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转向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智能算法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让控制包括情感控制无所不在，将人们禁锢在数据空间中。

　　中国人民大学侯为刚副教授提出多民族国家建构本质上是跨文化族群间的信息沟通过程，数字时代的信息机制联结了“我是谁”与“我们是谁”这二元身份。受众基于特定的心理机制来表达相应的信息需求并期待政府的回应。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整合实践提供了一个融合宏观权力结构和微观认知心理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陈欢副教授研究了中国消费者对虚拟偶像的感知问题。她通过对文化维度如何影响中国虚拟偶像的行为和接受进行了探究，用特殊主义、社群主义、扩散性、情感性、归属感、时间顺序取向和内部导向文化（particularism, communitarianism, diffuseness, affectivity, ascription, sequential time orientation, and internal-directed culture）等维度探讨人类与虚拟偶像的情感联结。她提出，虚拟偶像不仅有可能重塑数字营销的格局，还能促进有意义的联系、激发信任并推动积极的变革。要了解和利用这种潜力，不仅需要精通技术，还需要对文化的细微差别和人类心理有深刻的了解。这种技术与人性的融合将决定虚拟偶像在中国及其他地区的发展轨迹。

　　美国密苏里大学王烨教授还提供了用自然语言处理（NLP）模型助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可能性探索。她提出尖端的自然语言处理（NLP）技术为我们打开了向量空间的大门。应用这一技术，未来的研究有望涉足未知领域，其中文化差异在情感、认知和交流方面的量化、可视化和分析将成为重要关注点。我们可以应用这一方法揭示新的见解，拓宽我们对跨文化复杂性的理解。

　　纪莉在会议闭幕式上的学术总结中指出，本次会议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聚集了一批情感研究的学者，对跨文化情感传播从概念辨析，到情感冲突的案例分析，以及应对策略的探讨极为深入，尤其是对情感主体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以及中华民族的共同情感的研究极具价值；第二，会议体现出开放多元的跨文化传播精神，并以文化间性思维启发跨文化情感传播的探索；第三，会议集中体现出研究者们对积极情感建构的探索，并希望通过对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情感共同体建设提供学术智慧。跨文化传播归根结底是人的传播，面向人的研究。人是理性的，但同时又是情感的动物。人类的传播活动必不可少地包括了情感的传播与再现。在文明平等交流互鉴的精神下，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建立民心相通的跨文化传播具有强烈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讯）